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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6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China Defence League，以下简称“保盟”)在香港宋庆龄寓所宣告成立。保盟是宋庆龄为团结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援助中国抗战而创立的组织。保盟利用香港国际联系广泛等有利条件，通过出版《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等方式把中国民众的深重灾难和中国战场的紧迫需要传达给国际社会，为中国抗战，特别是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募集了大量资金和物资。成立一年，保盟就募集到来自各国友人和海外华侨的捐款折合港币25万元，以及衣服、日用品、医疗器械、药品、罐头食品等大量物资。

当时运至香港的救援物资，先在保盟设于湾仔的仓库中分类整理，集中装箱，然后运往内地。粤汉铁路畅通时，救济物资多由此线运送。粤汉铁路陷落后，改由经法属印度支那运往中国广西或云南，然后转送他处。无论是战时首都重庆，还是交通闭塞的延安，甚至远在山西五台山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都曾收到过保盟辗转运去的救援物资。

1938年1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正式成立，廖承志和潘汉年出任负责人。保盟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的救援物资，大多由办事处设法转送。邓文田、邓文钊兄弟的崇德堂进出口庄就是办事处接收和转运物资的联络站。1939年10月，办事处收到南美华侨捐赠的大批西药以及东南亚华侨捐赠的20辆卡车和两辆轿车。办事处还向海外华侨，尤其是东南亚华侨传播有关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消息，并协助多批华侨回国服务团回乡参加抗战。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和由新加坡、香港司机组成的华侨回国服务团，都曾得到办事处的支持。

香港各阶层民众自始至终关心和支援祖国抗战。“七七事变”后，在香港，以援助抗战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纷纷成立，总计不下数十个。这些团体通过广泛开展活动募集捐款。如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香港学生赈济会通过街头卖花、卖物会、义唱、义演、节食活动等方式，募集港币两万余元。1938年8月，香港的“八·一三”救国献金运动开始于九龙深水埗的瓜菜小贩，而后范围迅速扩大，取得了募款百万的巨大成绩。1938年10月，香港同胞将庆祝双十节宴会款项改作捐募寒衣，香港76个商团联合募集寒衣36万件。其他赈济团体、学生界则举行赠旗募款，采购寒衣及防毒面具。1938年底，香港九龙新界司机总工会的工人师傅，走遍港岛、九龙和新界，筹集港币四千余元购买了前方急需的救护车及药品，开车前往桂林捐献给八路军。1939年，按照宋庆龄的建议，香港的几个妇女团体帮助保盟募集了4500多种中国艺术珍品，运至纽约、巴黎和伦敦出售，所得收入用于中国的医疗救济事业。1941年5月，国民政府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秘书长黄炎培来到香港劝募公债，香港各界热烈响应。

香港民众援助祖国抗战的另一种形式是组织救护队、回乡服务团等。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十九路军奋起抗击日军。上海中华医学会会长牛惠生呼吁香港中华医学会支援上海抗战，得到热烈回应。施正信、冯庆友等20余名医护人员组成香港医疗护理队开赴上海，到设在公共租界的收容伤兵医院工作一个多月，医疗护理队成员多数来自香港东华三院。医生李崧也携带两箱药物奔赴上海，找到何香凝女士。何香凝介绍其认识牛惠生后，李崧在牛惠生的带领下前往永安、先施、大新等三大公司募捐，把战地医院建立起来。李崧在救伤医院废寝忘食地工作了一个月，1937年8月13日，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李崧再次赶到上海，还是找何香凝女士和牛惠生医生，又干了一个月左右的救伤工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游击队中，东江纵队是实力最强的一支部队，港九独立大队(以下简称“港九大队”)则是东江纵队中最有特色的一支部队。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经过18天的战斗，英军投降，此后香港抗战的重担就落在港九大队身上。香港沦陷的三年零八个月期间，它是唯一一支成建制、由始至终坚持抵抗的抗日武装力量。

香港战略地位重要，是日军在太平洋的转运枢纽和海军中继站，以及其北上侵略中国内地和南下侵略东南亚国家的重要据点。港九大队可谓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它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香港开展农村游击战、海岛游击战、海上游击战和城市游击战，大大小小50多次战斗，有效干扰了日军的战略部署，亦使驻港日军和汉奸惶恐不安。

刘蜀永，香港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香港史课题负责人。2005年起任岭南大学荣誉教授、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香港地方志中心副总编辑、《新编中国通史》香港分册主编。 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纪的香港》《二十世纪的香港经济》《简明香港史》《香港史—从远古到九七》《港九大队志》《香港史话》《割占九龙》《一枝一叶总关情》、《〈新安县志〉香港史料选》、An Outline History of Hong Kong(《香港历史概要》)等。